作为专事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本人在2021年承办了5起刑事案件，其中有4起公司企业负责人经济犯罪案件，而在2020年度承办的7起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全部为企业高管。有的犯罪看起来本可避免，极度惋惜，悔不当初……企业高管犯罪为何趋于增多?

　　对于公司高管的犯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了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报告，企业家犯罪情况近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如2012年课题组通过媒体报道搜集到的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件数量245例、涉案企业家272人; 2016年共梳理出1458例企业家犯罪案件，涉案企业家1827人;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635件，企业家犯罪3278次。除去外商及港澳台和性质不明确的共计33件案例外，剩余企业家犯罪案例2602件和犯罪企业家人数3063名。这3063名犯罪企业家均是具有明确职务的企业高管，其中企业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厂长、矿长等正职和副职，下同)共2012人，占65.69%;实际控制人、股东共388人，占12.67%;董事共30人，占0.98%;监事共18人，占0.59%;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销售(采购)负责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门负责人共573人，占18.71%，涉及的犯罪包括串通投标、行贿、非法集资类等共计39个罪名。企业家俨然成为了刑事犯罪高发群体。

       企业家刑事风险的成因

　　笔者认为，企业高管涉罪比例趋高有着复杂的政商环境、法律环境因素、行业习惯等多方面原因。

　　首先，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或多或少的面临融资窘境，但受政策和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颇多限制，加之企业自身在管理和决策上的原因，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被动采用多种途径融资。 “不借钱等死、借钱找死”，为了避免自身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危机，骗取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成了企业家铤而走险、饮鸩止渴的毒药。

　　其次，税费也成为企业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依法交税，在企业效益良好的情况下尚有喘息的空间，但在疫情反复经济形势较差的情况下，企业微薄的利润可能因为税务原因进一步缩水，积累资本和扩张市场更是难以实现，在避税逃税的现实利益驱使下，有的企业会使用各类方法竭尽可能的偷逃税款，以图将更多资金为企业充血。可以预见的是，企业高管缺乏专业刑事法律知识，极易行政违法，直达刑事犯罪，踩上犯罪的红线却浑然不知，这也是企业高管税务、发票类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此外，良好而恰当的政商关系对企业经营必不可少。企业相对于行政机关，天然弱势。很多企业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寻求公权力的庇护，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指出，当前有些企业家用于处理和政府相关事务的时间达到其管理企业时间的50%，甚至更多。从近年的刑事判例来看，企业高管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伴随着利益输送的病态政商关系引出的刑事犯罪一直处于一个高发状态，从常见的贿赂犯罪，到招投标领域的串通投标罪，在试图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时，部分企业高管过分迷信行业“潜规则”，诱发各类犯罪，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面临刑事制裁风险，对企业经营造成巨大的打击。

　　最后，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善，也易导致刑事风险。笔者观察，涉及犯罪的企业多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权力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治理结构缺陷导致企业在决策时主要依靠企业高层的个人判断，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类似情形导致企业资金物流管理混乱，个别从业人员涉嫌职务犯罪(例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

       刑事专业律师的优势

　　全国工商联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90%的民营企业的存续时间不到3年。而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美国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企业法律风险防控重视民事法律风险而轻视刑事法律风险。面对刑事风险主要的解决方式都是通过“找关系”，“寻后台”，或者是单纯的凭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缺乏应对刑事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一旦遭遇刑事风险不能有效化解，最终企业倒闭。

　　当前，虽然国内有不少大型企业建立了单独的法务部门，聘请了公司律师和法律顾问，但其专业方向和关注点只集中在民商事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处理方面，包括如何避免劳动纠纷，如何建立合同管理制度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民商事法律培训、融资项目合规等等，对刑事专业的法律问题了解相对较少。

　　由于企业高管对刑事法律风险疏于防范，企业内部的员工对该方面的法律意识则更为淡薄，例如相关从业人员对吃拿客户回扣、挪用资金或者侵占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不顾虑，认为最后大不了还钱了事;经营决策者对于一些法律红线的问题也知之甚少，大都是抱着“看其他企业也这么做了都没事，我也跟着做”的心态从事一些法律擦边球行为，从未考虑过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被刑事立案调查后，才意识到刑事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寻求事后救济找到刑事律师辩护，是死马当活马医，而不是防患于未然。

       刑事专业律师能为企业家做什么

　　实践中，多数公司对法务人员的招聘门槛和提供的待遇相对较低，引进具有综合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的资深律师会稍显困难。实践中，公司法务的日常工作也偏多于合同审核、劳务纠纷、合同诉讼等民商事法律业务，对于专业的刑事业务接触较少，对于实务中刑事风险的发现及预防、控制经验匮乏，因此对于企业业务方向和经营模式可能涉及的刑事风险不能及时作精准判断。可见，专业的刑事律师对企业经营和合规性进行审查并建议，必不可少。

　　刑事律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务经验，可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刑事法律风险，通过相应技术处理措施，减少或降低刑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降低对企业的实际损害度。

　　企业内各部门的业务流程中也可能存在诸多刑事风险，诸如企业财务管理过程、原材物料采购过程、产品推广销售过程等环节都是刑事犯罪的高发地，需要刑事律师对各环节的风险点进行精准摸排，定期进行刑事风险登记的评估以及风险防控方案的拟定和改良，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排除犯罪盲区。

　　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家与公务人员接触频繁，由此形成的政商关系很微妙，如何处理妥当，是个大学问。尤其在当前反腐败强力推进下，很多看似隐蔽不留痕迹的“好方法”都可能涉及“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如何区分送礼与行贿、人际交往与“感情投资”应当是每一个企业家的必修课。如果分不清刑事犯罪的红线，无论此前通过“关系”和“后台”拿到了多少红利，一旦扯进刑事犯罪的泥潭，对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而言，都必是毁灭性打击。

　　基于刑事法律的体系和复杂性，无论企业还是个人的刑事法律风险都可能在一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现，且风险和危机出现后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企业高管物色到一个专业能力过硬、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如果介入后发现自己所托非贤，又由于走弯路浪费了大量时间，被迫在刑事司法的进程中“赶鸭子上架”，最后大概率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多与值得信任的刑事律师朋友保持沟通和联系，在日常交往中就发现刑事风险的关键，有足够时间进行专业化分析，抓住核心问题与办案机关交涉，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风险，也可迅速止损。

　　一句话，民商事律师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的问题，刑事律师解决的主要是人身自由问题，企业家绝对的人身自由是企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

　　知名律师于兴泉

       简介：

       于兴泉，大成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北京律协职务犯罪预防与辩护委员会委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多年来以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辩护研究为主，关注企业高管犯罪现象，承办过大量企业高管涉罪案件。如上海快鹿集团集资诈骗案、湖南某企业侵犯商业秘密案、山东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案、青海某企业家涉黑案等。发表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律师角度看当前民营企业家的司法困境》《民营企业与行贿犯罪》《邮币卡电子化交易的法律定性问题》等多篇文章，著有《单位犯罪实务精解》。

责任编辑：小叶